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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娟

從寶玉、黛玉、寶釵到元春、襲人、劉姥姥，我們對《紅樓》人物的看法充滿了個人化的好惡，但只是印證既有成見的人物評論、褒貶之說本質上屬於特定心理的宣洩。台灣大學教授歐麗娟的《紅樓人物立體論》一書反對傳統扁平式的《紅樓》人物論，以「情節聯繫的有機化」「人物性格的豐富化」雙綰交涉的方法，發現「不疑處」中的矛盾奇異，以及「有疑處」中的人情事理，還原《紅樓夢》人性世情中的複雜、深刻與豐滿。本文摘編自該書，由澎湃新聞經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發佈。

推究薛寶釵之相關論述之所以集中地向負面傾斜的現象，其關鍵因素正如夏志清所清楚指出的，乃是「由於一種本能的對於感覺而非對於理智的偏愛」，所謂「本能」與「感覺」都是受潛意識管轄的不自覺因素，建立在一種主觀衝動的讀者層次，而未上升至客觀理解的研究層次。至於導致讀者如此放任本能與感覺的偏愛，背後所潛藏之心理蘊涵，其一即夏志清所言，乃「由於讀者一般都是同情失敗者，傳統的中國文學批評一概將黛玉、晴雯的高尚與寶釵、襲人的所謂虛偽、圓滑、精於世故作為對照，尤其對黛玉充滿讚美和同情。……（寶釵、襲人）她們真正的罪行還是因為奪走了黛玉的婚姻幸福以及生命。這種帶有偏見的批評反映了中國人在對待《紅樓夢》問題上長期形成的習慣做法。他們把《紅樓夢》看作是一部愛情小說，並且是一部本應有一個大團圓結局的愛情小說。」這可謂切中肯綮之論。

但除此之外，人們之所以容易產生左釵右黛之偏向的原因，似乎還包括一種對「面具」恐懼、對小說人物尋求認同的特殊閱讀心理需要。

馬克思曾說：「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與脫離現實而個人主義濃厚的林黛玉相比，薛寶釵的存在樣態與活動方式明顯屬於現實上「社會關係」的複雜再現。首先可以注意到，就如量身打造的蘅蕪苑一樣，曹雪芹不著痕迹地透過其建築設計，微妙地隱示薛寶釵的性格養成與存在面相。第十七回中，小說的觀照焦點隨著遊園諸人的腳步轉向了蘅蕪苑，並透過大家的眼光描述道：

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賈政道：「此處這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步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將裏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

事實上，被全部遮住的不僅是房舍主體，還更是屋主的內心世界，以反映出居所主人被禮教所圍囿的處境，以及後天所培養的深沉隱蔽、皮裏陽秋的性格。從而我們發現《紅樓夢》中，作者自始至終即甚少著墨於寶釵的心理活動，讀者對這個人物的認識，幾乎只限於其外在舉止而間接揣想得來。對讀者而言，這位「藏愚守拙」的溫婉女子一切表現皆動靜合宜，在儀禮的規範中完美無瑕，卻很難窺見人性中所本有的陰暗欠缺，與人心中翻騰起伏的喜怒哀樂，這些往往只能從她外在的言語行動中間接曲折地費勁揣摩，卻又總是不得其門而入，就如其人所居的蘅蕪苑一樣。於是單純者苦其綿密繁複，天真者恨其思深慮周，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潛意識便起而引發負面的質疑與醜詆。寶釵之所以常常被誤解為城府深沉、富於心機，一部分的原因，恐怕也該歸因於作者這樣特殊的寫作方式。

不過，薛寶釵之所以常被批評為虛假造作的原因，重點其實並不在其本心初衷的不純真，而是指其言行作為所呈現的社會性。這是因為寶釵凡事不以自我為中心，因此不強調個人感受的重要性，也不以自我為終極考慮，因此不追求個人的價值實踐。她總是將自我放在人與人之間所構成的人際網路的相對位置上來取得定位，相對於黛玉之以隸屬個人範疇的「才情」與「愛情」為待人接物的出發點，寶釵毋寧是以群體生活中所著重的「倫理關係」與「世俗價值」為致力的目標。

所謂「倫理」也者，乃人與人在相對位置上交相互動所產生的關係，注重的是因應於各種角色扮演與身分功能而來的種種義務，而其表現必須放置於人際網路的「客觀位置」以尋求合宜得體的範式，因此可以說是間接地建立在社會輿論的基礎上。既然如此，一個處處配合倫理要求的人也就容易接受世俗價值的觀念，因為「世俗」也者，即大多數人所遵行的生活總和，它是所有被括入社會群體中的個體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或最大交集面；以致接受世俗價值觀的人同時也就容易取得社會群體的認可，而取得社會群體認可的人也不免進入到世俗的價值體系，彼此便形成了一種雙向同構的循環性質。

這樣一種富含濃厚之社會性的言行舉止，為了要順應外在之期許以避免與環境格格不入，必然是以抹除內在個性與自我感受為前提的。如同前述所言，在社會群體與倫理關係中，自我的呈現並不是從主觀的「我」出發，而是將自我剝離出來，放在人與人之間所構成的人際網路的相對位置上，再透過他者的眼光來返照自己，由此而產生種種角色扮演與身分功能的認知。在這樣一個由「他者」為參照點所建構的世界中，人的價值被強調的乃是「應然」而非「實然」，被讚許的是「義務」而非「權利」，被衡量的是「外在表現」而非「心靈感受」，被要求的則是「實踐他者的期望」而非「滿足自我的需要」，其結果便是個人的主觀情緒被予以稀釋或抹除。故余國藩亦指出：「自幼年起，寶釵就養成不受個人好惡左右的處世精神，也不會讓自己的夢想與期盼有害他人。」因此，與其說寶釵為「假」，不如說其為「偽」；而所謂的「偽」，也應取先秦時的「人為」之意，如《荀子·性惡篇》所定義：「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製法度。」寶釵的人格樣態正是化性起偽、性偽合的產物。

相較之下，作為對照組的林黛玉，則有如玻璃打造的透明人一般，裡外通透無礙地一覽無遺，她內在的情緒變化、心思翻轉和情感掙扎等等，一切都攤開在讀者眼前而歷歷在目，使讀者得以一步步探路取徑，在登堂入室一窺其心府的悲苦凄愁、脆弱不安和孤傲自尊之餘，便容易因了解而同情，又因同情而支持、乃至於認同，於是不知不覺地形成了觀照立場和價值觀的偏向。如果說，黛玉之人物形象的塑造是用「探照解剖式」的，著力於層層挖掘透底，使人物裡外敞亮明晰一覽無遺，讓讀者可以得到完全的了解，因此是敘述觀點與人物觀點合一之後的產物；則寶釵乃是「投影掃描式」的，或雲「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的敘事角度，其摹寫僅止於外表的浮現，只見其言語行動而隱藏心理轉折，致使讀者不免陷入於認知模糊的狀態，可以說是敘事觀點與人物觀點剝離為二的結果。這種人物塑造方法之不同，也直接導致了讀者在喜好上的偏向：大部分的讀者偏愛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林黛玉，卻質疑、甚至反感於現實中較接近於一般人的薛寶釵，因而形成了「右黛左釵」的普遍現象。

探究其原因，乃如小說家弗斯特所指出的，「我們需要一種較不接近美學而較接近心理學的答案」。以不可能現身於真實社會的林黛玉之類的人物為例，弗斯特以設問自答的方式說明道：

她為何不能在這裏？什麼東西使她與我們格格不入？……她不能在這裏，因為她屬於一個內心生活清晰可見的世界，一個不屬於也不可能屬於我們的世界，一個敘述者與創造者合而為一的世界。……人類的交往，如果我們就它本身來觀察，而不把它當作社會的附屬品，看起來總似附著一抹鬼影。我們不能互相了解，最多只能作粗淺或泛泛之交；即使我們願意，也無法對別人推心置腹；我們所謂的親密關係也不過是過眼煙雲；完全的相互了解只是幻想。行銷軟體但是，我們可以完全的了解小說人物。除了閱讀的一般樂趣外，我們在小說里也為人生中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找到了補償。就此一意義而言，小說比歷史更真實，因為它已超越了可見的事實。

很顯然，由於「閱讀」本身所具有的補償功能，使讀者總是傾向於在書中尋找認同（identity），於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在「敘述者與創造者合一的世界」中所呈現的心靈透明清晰的人物，補償了現實人生中追求互相了解、抹除人際隔閡的挫敗，也因此在美學上弔詭地獲得了較大的接受度。於是，林黛玉之所以可愛可親，除了她孤零的身世所引發的對弱者的同情之外，她那不可能屬於我們現實世界的完全裡外如一的坦露率直，也使得在人生中深為人際關係所苦的讀者得到了心理的補償。因為來自人和人之間「相互了解的蒙昧不明」所造成的苦惱和傷害，在面對小說中的林黛玉時便毫不存在了，對於她，我們沒有因「不了解」所引發的種種障礙問題，因而我們可以徹底解除心防，與她合而為一地同喜同悲，即使不能認同，也總不失同情；至於那「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第八回）的薛寶釵，卻因為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作者忠實再現了現實人際關係里「守」與「藏」的本貌，以及由它所帶來的混沌不明和距離感，使人無法透視了解、逼近深入，因而不自覺地引發讀者的防衛心理，而無法真正與她同情共感，終究導致情感認同的背離。

由此可見，無論是偏愛或是質疑，造成這兩種不同情緒的根源，其實並不只是來自她們所代表的價值觀的差異，如一般紅學家所主張的「真／假」「自然／人為」「神性／俗性」或「原始／ 社會」的對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來自於兩人在作者敘事上呈現方式的迥別，亦即經由「探照解剖式」的層層挖掘透底而內外清晰呈顯的林黛玉，使讀者在閱讀心理上感到信任而心安，因此無論認同與否，都能夠予以接納乃至同情；而薛寶釵則僅止於「投影掃描式」的外表的浮現，令人不易捉摸底蘊，因而在讀者的閱讀心理上所引起的，也就是不信任而有所保留，隨之而來的便是不自覺的防衛與猜忌。再加上薛寶釵相對而言是個現實世界的成功者，於是保持「同情弱者」之心態的讀者就更容易棄她而去了。這或許是小說藝術上有關人物塑造策略方面更值得注意的地方。

《紅樓夢人物立體論》，歐麗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5月。

本期編輯 常琛